1.序说
合阳有书院，不知始于何时。子夏教于西河，实乃合阳文教事业之始，然其时没有书院之名。中古史料多阙，不得知其实，迄于近世，合阳先后有阿衡书院、西河书院和古莘书院等。
《合阳县志》有“儒学与书院”一节，引其文如后：“北宋哲宗元佑六年（1091），知县李百禄修孔子祠（文庙）为学舍，名‘儒学’；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，知县李希松在‘儒学’南建立‘西河书院’；清乾隆二十年(1755)，知县杨发智建立‘古莘书院’，均为县学。本县举人萧钟秀在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撰写的《合阳乡土志》载：‘国朝乾隆十九年，临桂陈文恭公再抚陕西，以来县有营建书院之令。次年发智莅任，募金庀材，书院始立，并置田七十八亩。’‘书院前旧为元圣祠，嘉庆十一年靖本托莅任，移祠于城东门内，就其地建试院，复于书院学舍略加修茸，以规制。方是时，合阳应童子试者盖二千数百。迄道光五年，段士聪任，捐金为之倡，举书院重新之，并厘定课程，表扬孝义节烈，以培植风化。’”
县志所述极为简略，仅能见其兴废之梗概。《中国书院辞典》有“古莘书院”词条，则尤重于其规制，亦引其文如后：“古莘书院，在陕西合阳。明隆庆间知县李希松建，后改为公署。清乾隆二十年(1755)，知县杨发智重建。有讲堂3间，后堂3间，左右舍各14间。堂前围以墙，开月形门。辟甬道，建2坊。费银1000余两。二十六年，知县梁善长补葺。拆月形门而高其闬闳，架以4楹。又于讲堂东隙地为翼室各2间。拆坊，架4楹为临街大门，门与元圣祠同高，费银500两。梁撰记。三十二年，知县席奉干增修并筹膏火。先后共置地500亩多，有银圆2195元，田租折钱5376串，军屯民屯各租及各行捐钱1400余元以供开支，经济充裕，住院生童常多达200—300人。席撰有《膏火记》。光绪三十年(1904)改为高等小学堂。”
诸书所记，多侧重于古莘书院，自然有原因。从时间上看，合阳书院的确不是从古莘书院开始的，此前曾有阿衡书院和李希松、叶梦熊所建西河书院，但都不久就改作他用，进而西河书院虽然对明末合阳士风、文风影响巨大，但存在时间都太短，不如古莘书院能持续整个清中后期，进而转型而成为近代学校。
故汇集合阳书院文献，并略加补说，斯可见合阳士风变化之轨辙，亦可知合阳近世风气转移之根源。
2.《建儒学记》（宋·时彦）
合阳，邑小而僻，有为者所不当至，至者以谓不足为而不为也。官事职业，不可须顷怠者，怠且废不举。因循不急之务从可知。元佑辛未，有令来阅事，先后缓急，为纪纲法度，以其序治之，累月狱讼衰，农事劝，号令行，期会应，邑用翕然称治。越明年，理孔子祠为学舍，以教养邑弟子，且以来四方士。而邑之人乃始相与疑曰：“令实健矣，而更迂，奈何？”令卒不顾，学克成堂室、斋庑，祭器什佰略具，乃以书抵籍田令王寔仲弓，求余为之记。
余曰：令不迂矣。学校者，礼义政事之所自出，古之为政者之所先务也。末流之弊，遂为不切于时，而间有杰然自异于薄俗之中，则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：是迂疏者，不然，俗吏邀名耳。地大人众，且不免咻，则一邑之小，以是迂其令，何怪？然孔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十室，至小邑耳，虽孔子不小故无其人，况不为孔子者乎？惟不知所以学，则虽大必废，而彼小者亦何足道！且天下，十室之积也。治天下者，在所积而已。
今夫设官置吏，布满天下，皆上之人所与治天下者也，顾惟县令最亲于民。后世县令官小无权，而猥事扰之，使不得行其胸中以与古人等，于是，县令始贱，可厌，而士或俛仰为窃禄计，至则数日代去，别希其所欲。虽或才智不肯苟简，慨然思有所作为，而龃龉阶级，势不得便，或者凡庸掺制要领而妨忌兼至，黾勉声气，求阅朝暮，且恐弗暇，奚暇求其所以治哉？然则上之人，盖亦不可以不知也。当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为之县令者，有以自思，曰：是百里有民社，足以为政，曷可苟？又曰：令可暂也，县不可暂。上之人所以委以与我者，为能治之耳，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暂，则岂特簿书期会而已？盖将有以本教化，美风俗，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，然后出礼义，举政事，而无不可者。推一邑之小，以达天下之大，其于为治也何有，孰谓知此而迂乎？令不迂矣，邑人其无疑令。
左宣德郎河内李百禄佑之实予之友云。
补说：元祐辛未即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李百禄始任合阳县令，第二年，即建儒学。殆成，修书致王寔转托时彦为记。时彦，开封人，元丰二年（1079）举进士第一名，俗所谓状元，其时乃任职秘书省为集贤校理。时彦最为后人称道者，在辑录黄庭坚作品使之不致佚逸。
时彦《建儒学记》立意高远，有古风。中唐以下，士人与文人合流，此或科举影响于中国历史至大者也。士人与文人合流，则官吏之分野亦随之泯没。时彦以李百禄建合阳县儒学为引，略述古今县令职位之变化，而期之以士官传统，故称其有古风。
在传世文献中，合阳学校建设，当以李百禄元祐七年（1092）为最早之记载。
3.《重修文庙记》（明·刘应卜）
为国家建学兴贤，讵群处宫墙，美柔翰，呻唫呫嗫，虚靡岁月已哉！蕲养真儒，翼皇运，致大平云尔。此其淬砺，系青衿而握铜墨者，不无兴起之寄也。
余奉命宰合阳，方视学，肃谒先师，询青衿，访人文盛衰，匪独甲第寥廓，乙榜不见收者，已七科矣。余不佞，乃正襟恻然而叹曰：是何儒效阔疏也，抑作人化微耶？或者地灵人杰，不相符耶？
彼堪舆者流，不佞素未习也，要亦不外于理，是可以理测矣。乃周视学宫，则见棂星门外，仅二步许，即有文庙大坊以压之，西有凤麟呈瑞坊，东有河岳钟祥坊，然不在驰道东西两隅，而在学之中腰，鄙意以为龙有爪，凤有翼，不于项而于腰乎？何以奋腾骧而资翱翔乎？况大坊压其前，士人何以出头角，耸壑昂霄乎？
明日下令，举德行八人为诸生，赤帜录隐土岳景山于乡贤，亲临赵烈妇庐而奠之，又课士程文，月以两次，士习彬彬有起色。
越岁，乃不卜堪舆，不谋诸生，毅然决之独见，将前一大坊移之正南二百步外，二坊列于东西弛道之口。东西相距既远，而大坊又在百步外，宏敞阔达，此为开贤路而征仕途之绵远也。过大坊，有一水横亘，通外泮水，上架一桥，直接南城。桥外砖甃一梯，阔三尺，高五丈，可径登城。桥前修一小木坊，题曰月衢。登城向东三十步，是为文昌阁。又向东百余步，则城之东南角也，是为魁星楼，名宦乡贤在二门内，非制也，俱移二门之外。内泮傍有二沟，恶其相射也，填之使平，以至明伦堂，久圯，工费浩大。越三月而始成两斋，又来年而始就。元圣祠亦次第举焉。总计大工，始万历戊申三月，止万历庚戌四月，方事竣而落成。
是举也，非有青囊秘术寻龙捉脉之说也。率愚意而创建，不意暗与堪舆家合也。是科已酉，遂有得儁棘闱者。数十年于兹，始启文运而开科焉。嗣是而后，当相续矣。
夫礼，陶乐淑深于作人也，修学其浅者耳。砥徳砺行，精于立品也，掇科其粗者耳。愚姑为其浅者所恃，青衿辈藏修游息于斯，尽性穷经，振芳擢秀，勉修圣贤之业，以附明主之求，俾科甲蝉联，后先相望，是所望于诸士子也，无徒曰风水云。因述其事以记之。
万历三十八年岁次庚戌八月吉文林郎知合阳县事睢阳刘应卜书。
补说：刘应卜另有《修名宦乡贤祠记》，与此文大同小异，见《同州府志》之《文征录》。
刘应卜任合阳令称循吏，其始莅职，在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越明年，即兴工修葺文庙与学宫，迄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竣工。
让刘应卜感慨的是合阳科第寥落，查乾隆《合阳县全志》，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至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几近二十年，乡试七科，合阳无一中式者。
4.《合阳县兴复阿衡书院记》（清·曹于汴《仰节堂集》卷四）
合阳为古有莘国，传志所载甚核。伊尹耕于其野，故邑之学宫南百步许，有阿衡书院一区，不知创自何时。万历间县令王邦才更为常平仓，书院之名遂湮。客岁，代篆苏按检锐意复之，扁其堂曰：志尹。未纪，吴令尹来，按检行其事未竣，邑绅康国学时为运庠掌教，乃请于鹾台李直指，移檄竟兴复之举。萃诸人士，讲学其中，旷典一新，阐扬圣道，洵盛事哉！
夫书院以阿衡名，固欲诸人士游于斯者，志尹之志也。尹志云何？志在觉民，故曰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，一夫不被其觉，若己推而纳之沟中。尹为圣之任，而其任固在此斯，其为学之准也。
然则据皋鸣鼓，簪佩俱集，问答互发，遂可谓之觉民矣？曰：未也。夫亦先自觉耳。故尹曰：予天民之先觉者也，非予觉之，而谁也不则。我不昭昭，胡以使民昭昭？
然则见非不高也，解非不晰也，闻见非不博且富也，遂可先觉自命，众亦从而先觉之矣。曰：亦未也。盖有印证焉，伊尹乐尧舜之道，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，系马千驷，弗视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，尹之觉不可窥测，不可模拟，然必有莹然内湛，觉其不可顾，不可视，不可取予者，乃如是之严也。
故觉民者，使之于辞受取予，觉其有不可而勿欲勿为，而任先觉者，必于辞受取予之不可，觉之尤蚤，持之尤坚焉。尹所以为真觉，而阿衡事业由此出也。非仅仅曰予既知之，而实行不必符之谓也。
斯固古之先正创建书院，而今之诸君子又从而恢复之意乎！会讲其中者，亦当知所从事矣。书院西向，大门一间，二门三间，两角门各一间，正堂三间，旁号舍各五间，后堂三间，旁厢舍各三间。门外有池数十亩，湍汇澄泓，可以种莲，称胜览云。李君名日宣，江西吉水人，进士；苏君名州俊，山西曲沃人，举人；吴君名霖，直隶蠡县人，举人；康君名姬鼎，进士。
补说：乾隆《合阳县全志》载：“天启时三人，姜应科，历城举人，莅任，以廉能著，不期月，以母老告归；吴霖，蠡县举人；李芳春，字元馨，昌乐举人，以廉惠著。”天启年号仅持续七年，当1621-1627年。姜应科任职仅不足一个月时间，故吴霖任职当在天启元年至四年间（1621-1624），其建阿衡书院亦当在天启元年。
曹于汴，字自梁，一字贞予。解州安邑（山西运城）人，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进士。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曹于汴任职吏部右侍郎，协助赵南星主持京察，与阉党魏忠贤不睦，故其立论尤重辞受取予之训。
据此，阿衡书院虽不知其所起，但至晚在万历中期之前已经存在。王邦才任合阳令约在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前后，其时，阿衡书院为其改为常平仓，此后，合阳暂时应该没有书院，自然，科第也就极为寥落。如前所述，刘应卜重修文庙学宫，在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竣工，而前此二十年，合阳科第无一中式者。因此，阿衡书院之衰败也久矣，或者在王邦才莅合阳令之前，非仅其栋梁凋敝而已，恐其名已为人所失记矣，故王邦才方以之为常平仓。
此后，方志皆不见阿衡书院之名，然阿衡书院确为明万历初期合阳书院设置之始。前此，书院往往附于文庙，而吴霖斯举亦开一先河，文庙、学宫与书院分立。
5.《重修学宫记》（清·庄曾明）
余尹合之明年，惧学宫阙状，谋所以新作之，乃捐俸倡事，且为文以告邑绅士曰：
唯兹学宫，为治化之原，菁莪朴棫之风尚矣。采芹采藻，《诗》所以咏味思乐也。方今圣朝首重其地加意作人，论秀制科，三年凡四举，视前朝有加焉。士之家修廷献，仰赞圣治者，佥庆千载一时。
合居陕东偏，实古有莘地，襟山带河，夙称上游。阿衡知觉之遗，历千百年犹依稀在也，是以人才鼎盛，先后蔚起，勋业文章，赤帜中原。
余承乏兹土，值兵燹烦仍，城社残破之余，居民落落有若晨星，颓垣败壁，目不忍睹。至学宫，殿堂门庑，俱就倾圯，吾侪尊崇之夙心谓何，且敢云治化从出乎？
城头东南巽方，旧有魁楼尖峰，盖文运所关也。向因改作，斯文多有不利，今亦修筑如初矣。是岁，又当大比，则学宫允宜维新，以昭文明。
诸绅士幸皆勠力输助，俾得鸠工庀材，焕然改观，将阿衡大业，今古媲羙，讵独元魁之济济哉！敬明其德，允交允武。以余谫劣，诚所不建。至若克广德心，桓桓于征，端于多士，有望矣。
时顺治戊子春三月也。于是，学广文若邑佐领，亦皆捐俸以助，诸绅士咸出其所有，共襄厥成。工始于戊子夏月，迄于己丑八月。广文则张君耀娄，佐则汪君维城汪朝宗，其领也。诸绅士各详姓名如左。
顺治六年岁次己丑中秋之吉合阳县事瀛东庄曾明撰。
补说：顺治四年（1647），庄曾明莅合阳令职。第二年春三月，捐俸且为文募金，欲修复学宫。至是年六月开工，再次年，即顺治六年（1649）八月，竣工。
庄曾明重修学宫，不以书院名，然其文辄称伊尹之名，故其或欲复阿衡书院之旧。但是，阿衡书院之名确乎已经失记，庄曾明亦仅以学宫目之，而不以书院名。
6.《重修学宫记》（清·王又旦）
为政有法，法之善者，愚人可以守。为法先教，教之善者，历千百年而长治。故古人立学，所以为教，训之以孝友婣睦之旨，以驯其性。性驯则化洽，化洽则教成，教成则无余法。山谷之鸟，初入樊笼，习习触其四隅，气结烦冲。久之，念稻梁之恩也，放之而不去，其性既驯，而于中无所不足也。然则古人之先务可识矣。
今天子甫亲政，即议幸学。天下熙熙然知圣人之右文，而侯甸之外，不无沿衰弊而蹈陋习者。合阳之学，素称闳丽。东偏启圣祠，日久不理，棼橑渐颓。旧有尊经阁，为邑大观，鞠为茂草。官是土者，足迹不至其地，或至其地，亦将视补葺为迂务，辞以不暇。
康熙七年八月八日，云州郭公九芝以万年丞来视合篆，次日，即谒庙。见其状，忧甚，急白于抚使者，其言曰：孔子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，未有自居广厦而使父露处者，其何以立教耶？因请邑城旧贮之赀，许之，乃庀木石，施涂塈。复计，会尊经阁之费不足，议捐不足，再议捐。不两月，梁蘧蘧然，户䡾䡾然，以次告成。嘻！公之举，所谓行古之道乎！
古者大政，如乡饮、禋祀、老老、用贤、劝耕、治兵之法，皆寓于学，明其劝奖，而昭其董戒。后人浸隳，春秋二仲率僚属修祭享之文而已。王荆公谓今世无学而有庙。合之无学有庙久矣，又渐渍而废其庙，使杏坛一席，卑于梵刹，何政令之为耶？
合俗朴且僻。朴，故于性为近；僻，故于闻见为寡。今既启其庙，将将翼翼矣。因使乡遂酂鄙之士，群聚讲舍，敦人伦以厚原本，而习诗礼六艺之文，弦歌羽籥之节，进退升降揖让之容，以应天子重学崇儒之意，必有如前民薛濬、岳崧辈以起者。是因有庙而遂有学，合人士亦知所务哉！
先是，公在万年，大司马贾公苦秦无水利，欲修东郊龙首故渠，以利民。经岁不就，公率役开濬，斋戒为文告神，遂竣。又奉命修关中通志，上下数千年，记其人物、节义、土产、地利与夫因革兴衰之故。声名溢于郡，至是，代吾合。清赋役，易风俗，除关门刍豆之累，为人立法，人歌于途。而初下车，先理学宫，为设教之端，则所谓有道者也。
补说：王又旦《重修学宫记》见于乾隆《合阳县全志》和《同州府志》之“文征录”，然皆附于庄曾明《重修学宫记》之后。
王又旦所述郭传芳重修学宫，不见于方志文献，或因郭传芳仅为代理合阳县令，即所谓摄篆是也。康熙七年（1667）八月八日，郭传芳莅合阳代理县令职，次日即谒文庙，感慨于文庙之衰败，故重修葺之。
王又旦似乎感慨更深，称合阳无学有庙，以至于无学无庙。而以郭传芳重修学宫始，他希望因庙而兴学，涵养士风，变易风俗，既符新朝右文之国策，亦冀合士能如薛濬、岳崧辈复起。
9.《重修学宫记》（清·王又旦）
皇帝在位十有三载，有事于征调。庙堂之上，宵衣旰食，振旅兴师。自卿大夫下以及褊疆下吏，冷署闲官，群力殚志，皆以输挽为事。而党庠遂序，释奠释菜，尊贤养土之文，欲治弗暇。盖先其急者，而余可缓也。
合阳学宫渐圯，梁桷倾颓，赤白陊剥，匪伊朝夕。广文葛君惴惴以为虑，于军兴旁午时，庀材治具，崇其堂构，焕其涂塈，饬而新之，急其所急，而并能急其所缓也。噫！勤矣。
其取资也，以学前隙地一亩奇，易金四十有余，不敷者，偕邑令成君捐助，王丞沈尉亦襄其事。一木一石，未尝取诸蔀屋，急其所缓，而并能不善其所急也。工始西庑，渐及戟门、明伦堂、博文约礼二斋、尊经阁、启圣殿、名宦乡贤二祠，又增置庖湢，以供祀事。经始于丙辰，而落成于戊午，历年有三，工告迄，功固有次第哉。
葛君谓人曰：古有学而无庙，庙立而学废，学废而庙益不饬，庙不饬而欲学之兴，尤所不能。吾生也晚，不知古之所以为学者，何如？而因循庙制，革故为新，是吾职也。吾之所为，以塞吾职耳。
昔人之义，委吏乘田，各求尽其分之所当，而无敢隳也。矧泽宫教化所自，古者养老、劝农、选才、征技、乡射饮酒、献馘受成之事，皆于是出。今天子诏谕诸臣，时以兴教厚俗为言，遐迩传布，罔不率俾。
盖为学之不可一日亡也，是道之所由行而政之本也。其轻之也，然则葛君其知道者耶？夫戴逵宏礼乐之观，裴頠急讲堂之建，伟然设施，声称至今。治其原，故可以久，知所先后，道乃不废，此固葛君之志也！葛君名文季，字元素，癸卯孝廉，延安清涧人。
补说：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，因为前一年的撤藩令，吴三桂以复明驱虏为号召起兵，是为三藩之乱。其时，关中遗民亦有所为，其间有许多故事，此不赘。王又旦此文恐不单记学宫重修之事，亦在表明一己之政治立场。清初合阳士人之分化，当以王又旦与康乃心为代表，前者与新朝同步，故王又旦尤得王士祯赏识，而能预清初文化建设之流，后者始终保守遗民立场，终生仅以地方名士称。
康熙十三年之重修学宫，主其事者乃葛文季，乾隆《合阳县全志》则记为葛文秀。葛文季，子元素，延安清涧人，康熙二年（1663）举人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以后任合阳县教谕，十五年（1676），主持重修学宫，十七年（1678），竣工。同时捐赀者有县令成周璧、县丞王宗曾、典史沈锡仁。
10.《修古莘书院记》（清·梁善长）
皇上御极之二十五年冬十月，余自白水调任合阳，谒庙后询知，书院膏火出自邑宰，诸生时聚时散。余曰：书院者，养育人才之地，磨砺风俗之原，我皇上所谆谆谕守土官留意焉者也。教化不兴而遽欲治之少如乎古人，不能也，今可吝此区区者，而不加之意乎？因白诸郡宪约亭李公，达于道宪司垣屠公，聘孝感进士程君明昱者为山长，择邑之英杰士肆业其中，今已三年矣。
余尝览合邑书院，故在学之南。明隆庆间，李君希松建后改为公署，遂久未议立。岁甲戌，今大冢宰榕门陈公再抚陕，因事至合，以创建书院命署令谈君恕行，亲行相度，得地于元圣祠后，方广三亩九分有奇。洎邑陵杨君发智莅任，乃募金庀材，诹吉兴役，为讲堂三间，后室三间，左右舍各十四间。堂前藩以垣墉，穴其中为门如月形。门之东偏关道为坊二。是举也，杨君主之，计其金一千有余。肇造于乙亥春二月，至腊毕工。
余至合之明年冬，撤月门而高其闬闳，架以四楹，飞甍画桷，略与讲堂称。又于堂东西隙地为翼室，各二间。门之西边为守阍人房三间，旁附以厩。又撤其两坊，架四楹为大门。临衢高与元圣祠等，颜曰：古莘书院。告成于癸未之十月。凡门闼窗棂，甓甃阶所，或更易之，或饬新之。其经史各籍，与夫一切器物，咸为备置。
夫事不必其专成，力不必自己出，余非好踵增也，前人之有待者，余为终之而已。是举也，计其金，几半千，邑民输三之一。杨君卒于任，书院故无碑，余乃述其巅末如此。
继之，聘任孝感进士程明昱任山长。程明昱，亦即程明愫，字菽园，孝感人。乾隆辛巳进士，官东平知州。程明昱，其榜名也，乾隆二十六年进士。著有《留坎吟》，录其《自序》曰：“仆病且死，死复生，生仍病，辗转于戊寅己卯间，而卒未有脱也。居常辄有物撑突肠胃间，刻难存活，惟强起觅句。稍后宁贴，计两年所作，约五百馀篇。删其过半，得如干首，随付诸剞劂氏。其在易曰坎险也，其于人为加忧，为心病。仆沉疴未起，而稚子旋殇。坎窞重来，心亨曷日。夫人病则呻，痛则呼，情非得已也。留坎之吟，不亦悲哉！”
梁善长作此碑记当在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其中述合阳书院兴废尤详。合阳之有书院在明隆庆之前，而县令李希松改为公署，而书院即废绝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陈宏谋第三次抚陕，命摄合阳篆之谈恕行创建书院，且亲自规划。后巴陵杨发智任合阳县令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二月至腊月，书院建造竣工。而杨发智卒于官，故不及立碑纪其事。乾隆二十六（1761），梁善长重新整饬书院建筑，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十月竣工。两次建造，费金近千五百，合民助捐得其三分之一，余皆诸令筹集。
至此，合阳书院始名之曰古莘书院。
7.《重修文庙记》（清·席奉乾）
乙酉冬，承乏斯邑，谒至圣夫子庙。见有顷圯者，欲葺之，未逮也。丁亥秋，督工经营启圣祠、明伦堂，及东西坊而尊经阁，及两庑戟门、乡贤名宦、忠孝等祠，亦皆颓崩。戊子春，集绅士议新之，余力为设措，落成于八月既望，且于明伦堂后，重建敬一亭，棂星门前，增置照壁，次第焕然。余敢自以为功哉，赞是役者，学博王君沛膏，王君廉，选贡任钦，国学生王宾、康润玉、李克仁，生员郭士容也。
补说：乙酉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席奉乾任合阳令。乾隆《合阳县全志》有：“席奉乾，字惕若，号见山，河南汲县人。贡生，三十年任。”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席奉乾开始文庙修复工程，次年，召集地方士绅，又将文庙周边之乡贤名宦、忠孝祠等次第修复。而地方士绅捐赀者有王沛膏、王廉、任钦、王宾、康润玉、李克仁、郭士容等。
8.《捐书院膏火记》（清·席奉乾）
今圣天子右文广教，一道同风，虽在僻壤遐陬，莫不有学。合邑古莘书院，前令梁君曾设皋比，延师讲贯，诸生肄业者，皆斐然可观。惟是膏火，岁费数百金，书院仅有薄田顷余，租课几何，甚非所以示常久。
乙酉冬，余莅兹土，见济济英才，皆堪有造，而民风亦复尚义崇文，因思竟前令未逮之志，倡捐得银三千有奇，详明上宪，各见喜许。余方愧抚字未能称职，而窃喜此邦人士之量力解囊，共成此鸿举也。其法交商营息，公议廉正之人，稽其成数，俟有良田，券置之，以垂永远，无患侵那，不致亏缺。
去年秋，余婿徐进土贲以视余来合，欲东归，缙绅先生谓主讲虚席，咸请就馆。然余更有为多士勉者，毋趋浮竞，毋尚虚文，本末交修，人推重器，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。
补说：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席奉乾任合阳县令。其时，古莘书院经梁善长修葺，又聘士师数人，然其经费皆赖县令临时筹谋，学田不足。故席奉乾倡捐，募集银三千多两，交于商人生息，且同时拟购置学田。
席奉乾之婿徐贲，乃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进士，来合探视岳父，即为当地缙绅所留，暂时为古莘书院主讲。
11.《重修古莘书院碑记》（清·段士聪）
古莘书院，自前任巴陵杨公创建，迄今七十余年矣。余于己酉孟冬来合，谒庙后即诣书院，见其列舍倾圯，仅有存者，非所以育人才也。爰约绅士公议重修，余先自捐俸金，各绅士亦踊跃输资不匮，遂鸠工庀材，择士之贤且能者，理之。阅五月，而蒇事工。竣后，诸绅士请记，且归功于余。
余曰：大厦非一木所支，而卒能相与有成者，诸绅士之力也。余何功之有？且杨公创于前，而余因于后。创之者不言功，因之者敢侈言功乎？然则余将何言哉？余维书院之名额以古莘，凡肄业于其中者，当思元圣耕莘，其所以自任者何事。今虽古人己往，而芳徽犹存。士苟以道自乐，则处为名士，出为名臣。行将接踵而起，安见古今人不相及耶？
补说：己酉，乃乙酉之误，当传抄致误也，亦即道光五年（1825）。是年，段士聪莅合阳令，其称杨发智建古莘书院，已七十余年，正当乾隆二十年（1750）。
